日本、欧盟和不结盟运动国家，都没有找到自己发展的路径

没有底蕴的小国和后发国家，很多都难以找到自己发展的根本皈依，误打误撞吃上点好的，就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然后赶紧去分蛋糕、内斗，这几乎是中东、非洲、拉美的这些小国的一贯情况，最近一二十年，这种情况也蔓延到了欧洲。未来50-80年欧盟经济发展趋势这一篇说得比较清楚了。不结盟运动（不结盟运动根本不堪一击，像一个笑话）也是个例子，无论欧盟还是不结盟运动，实际上都没有自己的发展模式，西欧所谓的社会经济模式，其实就是在受美国金融统治的大背景下，安心当美国的“海外州”的结果，这一点和日本很相似，但是欧日之间在70-90年代发生了“分流”，这个分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日本的科技投资效益逐渐超过了欧共体，二是日本的社会福利不如西欧强，三是日本所影响的、有意依附于其的其他经济体，也具有出口导向，但受法德影响的经济体，虽然也有离岸工厂、“友岸外包”，但大部分都是消费主导、贸易逆差、金融开放的经济体。这三点和经济增长、金融模式都有关。

美元霸权

欧洲和日本在金融主权上都是不完整的，但两者也有区别，欧洲的金融财团没有被完全消灭，而日本的几乎完全消灭了；欧洲的金融财团还有丰富的做多-做空经验，而日本的财阀则没有，哪怕是旧日本时期也是如此。当然，在二战后，甚至从30年代开始，他们就不敢主动做空了，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不过变量是美国，而非其他力量。旧日本的情况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他们是完全不肯对自己做空的，只是受到欧美金融做空的周期性影响。因此，旧日本财团实际上根本不能算金融集权阶层，它只属于“财阀”或“金融财团”。钱多的（特别是玩金融的），甚至到了一定影响力的，可以称之为“财阀”，但财阀能不能成为金融财团，金融集权阶层，则要看其作为、其政治的和国际的影响力，金融财团可以左右政治，金融集权基层能对内做空，因为它有把握做多。更强大的金融集权阶层可以辐射地区或整个世界。

欧洲有财团，所以可以对内有一定的统合力和对外的抵抗力，当然，这种力量相对于美国来说仍然很弱，它现在已经不敢做空了，只能使用行政性的手段了，这也是欧盟更加强调财政和援助的原因，进而成为其效率下滑的重要根源（欧洲的历史欠账和金融问题密不可分）；日本连最粗糙和模糊的抵抗都没有，所以广场协议没扛过去。欧洲实际上也没扛过去，但形式上还是有所抵抗的，西欧联合浮动汇率就是个例子，后面就是欧元。欧洲的经济、金融结构是这样的——德国的局部内生增长，生产社会化是依附于美国的资本社会化的，其启动资金就是马歇尔计划和美国市场的购买，西德作为重点受援国获得了约13亿美元的援助（相当于今天的数百亿美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恢复德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制造业，使其迅速崛起为欧洲经济强国。美国的投资不仅推动了德国的“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一战后德国经济崩溃，也是在“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的支持下实现的，也就是说，一战二战后的德国再工业化，实际上都是在美国的金融资本支持下完成的。

60年代，美国的银行和投资机构也为德国企业提供了贷款和债券融资；1980年代美国金融资本对德国的投资开始多元化。德国的化学工业（如巴斯夫、Bayer）和机械制造业吸引了更多美国资金。例如，美国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开始关注德国的高科技中小企业。此外，金融市场开放使美国投资者通过购买德国企业股票和债券参与其中；1990年代美国金融资本对德国工业的投资显著增长，尤其通过跨国并购实现。例如，1998年戴姆勒-奔驰与美国克莱斯勒的合并（形成戴姆勒克莱斯勒）标志着两国工业与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尽管此次合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反映了美国资本对德国高端制造业的浓厚兴趣。

此外，美国科技巨头如IBM和微软开始在德国投资研发中心，助力德国工业向数字化转型。金融资本也在这一时期通过私募股权基金和股市投资支持德国企业扩张；特斯拉于2019年宣布在柏林附近建设超级工厂（Gigafactory Berlin），投资额超过40亿欧元，成为近年来最具标志性的案例。此外，美国的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通过资本市场持续增持德国工业巨头（如西门子、大众）的股份；根据德国联邦银行和其他公开数据，美国一直是德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

截至2020年代初，美国对德直接投资存量累计超过1300亿美元，而2020年德国工业GDP也只是1.1万亿美元，而直接投资里面对制造业的投资占比逼近八成，所以美国对德国工业的投资占比都超过了十分之一强。2022年：美国以279个投资项目位列德国外资来源国第一，主要集中在芯片制造、人工智能和数字化领域。例如，英特尔在马格德堡的半导体工厂计划投资170亿欧元，占当年外国对德总投资（253亿欧元）的67%；2023年，美国仍以235个项目保持第一，投资总额因多个超10亿欧元级项目（如可再生能源和医药行业）攀升至348亿欧元，同比增长37.5%。

截至2025年初，德国在美国存储的黄金约为1236吨。这一数据来源于德国联邦银行（Bundesbank）和其他公开报道。德国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总量为3351.53吨，其中约37%存储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地下金库中，价值约为1130亿欧元（根据2025年3月的估算）。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曾从美国和法国等地撤回部分黄金，目前超过一半的储备（约50%）存放在法兰克福，其余分布在纽约和伦敦。这些储备不是撤不回来，而是不敢都撤回来，都撤回来，结果就不用说了。以上是德国的情况。从黄金的分布也能看出，50%在本土，37%在纽约，等于说德国放在法国的黄金还不如美国的多。因此，虽然共用欧元，但法国对德国的金融影响力其实还不如美国的影响大。

欧洲集团的问题在于，法国的金融资本体系，是外生的，而德国的局部内生增长，也是和美国联系更密切的，也属于整体上的浅化外生，或者说半内生，是两套体系在竞争，但是一旦地中海财团想要加强自己的影响力，把美国挤出欧洲，这是欧洲最吊诡的地方，一套不完整的资本社会化，伪资本社会化，另一套是和美国金融资本体系接入的生产社会化，也是不完整的。日本则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都被破坏了，但通过生产社会化外生维持外生增长；英国则是资本社会化外生化维持下去。当然，它们与不结盟运动国家相比，还是要强得多，因为毕竟他们几乎都经历过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不结盟运动涉及到的经济体，我们挑最主要的埃及、南斯拉夫和印度、印尼说。

南斯拉夫是苏联模式的变种，但是由于工/人自/治模式，资金分配特别紊乱，这是从基层就破坏了统一的经济体系，当然，这种模式实际上还是外生增长的，他们那种投资，不能算“资本社会化”，只属于planned economy；埃及、印度、印尼，这三个都是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印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属于“荷兰病”患者，出口石油维持增长，不过内部还是“二元经济”——落后的农村自然经济和器物现代化的城市买办经济，印度的经济则主要是英印留下的遗产+自然经济，农业占比非常高，直到1970年，农业占比仍然超过50%，1980年还超过40%，1960-1980年工业从不到20%（16%-18%）缓慢增长到25%左右，服务业从18%-19%增至28%左右。1990年后，印度农业占比逐步下降到30%乃至20%以下，工业比例基本不变，服务业比例则从1980年的不到30%快速增至2000年的60%以上。

1960年，印度GDP370.2亿美元；1970年624.2亿美元；1980年1863亿美元；1990年3210亿美元，2000年4684亿美元。工业从70多亿美元增至1970年的120多亿美元，1980年到了460多亿美元，1990年800亿出头，2000年1140亿美元左右，与之相比，服务业则从1960年接近工业的70-80亿美元，增至2000年2800-2900亿美元。这40年，工业增长了1030亿美元，服务业增长了2710-2820亿美元，其中，1990-2000年，工业增长了340亿美元，服务业增长了1300-1400亿美元。除去农业，金融服务业和逆差贸易、海外劳务输出是最重要的，印度可以没有IT外包，但不能没有金融和贸易，贸易逆差用金融顺差来堵，这就是印度的模式，逆差带来商业增长，货币贬值由外来金融补偿，金融也和商业收益挂钩，四大财阀的收益加内贸的红利，这些证券化收益吸引，两头连上，所以印度也还是高度依赖西方的，但既不是生产社会化，也不是资本社会化，他们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